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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回忆录《我与返城知青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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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9-15 02:09: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香河 于 2016-9-19 08:26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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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来兵团时,每周都有鱼有肉,知青都放量吃,面对一百八十来斤的麻袋,刚走出校门的女生也能扛上三节跳,由于我们吃得饱、长得结实,身体自然有力气。
  当时,老职工一统天下,我们是接受“再教育”的下乡知青,这些比我们早来一点的灾区移民,思想与作风,和我们想象的有很大距离,很难沟通与融合。每年春秋连队两次套马车去营部领取农具、麻袋等生产物资,年年领、年年没,都流失到老职工家里去了。
  老职工家里养的猪,整年不用喂,拉的屎一半是没消化的高粱。后来有的知青张贴通告:『禁止散养家畜』,夜里我跟随执勤排战士潜伏在村外庄稼地里或场院,对入侵的牲畜,不客气进行追杀。第二天早上搁在连部窗下的死猪,竟没有人来认领,因为春天抓猪仔,他们只投资花了17块钱。
  收割大豆时,一条垅有1250米长,连里下达任务是新、老职工均摊、一人六根。因我曾跟老农学过抢镰,干起来活来是忙乎人,并没有感觉有多累。但是对刚入校门就动员下乡的北京、上海、天津小知青,特别是对女生来说,真是够难为她们的,两只胳臂被带刺的干豆荚扎出了血、手磨出了水泡,还要一天低头猫腰连续走七公里。老职工都腰酸背痛,何况是大城市来的白面书生。我们高三的同学都是干一半,就回去帮助落伍、哭鼻子的女生,在我们的带动下,男女生都是相互帮助、齐头并进。在地头休息的老职工有的坐不住了、赶过来帮我们,女知青就齐声高呼,“向贫下中农致敬!”
  劳动强度越来越大、伙食一天不如一天,杀一口猪全连知青只能吃一次肉。我和几个同学按营养含量计算,重体力劳动一天要吃九两大豆,或者吃三斤二两面,才能满足体力消耗的养分,否则会影响健康。
  刚来时,食堂对我们是包伙,每个知青一个月交十二元钱,随便吃。后来改凭钱票就餐,吃啥买啥。
  活这么累,连队伙食不好,用发芽的麦子磨出的面、蒸出的馒头发粘;大米饭出锅有味,厨师为节约把变馊剩饭倒在上面,蒸出来一锅就全臭了。所以一到吃饭时,我们很生气,摔碗、扣饭,造成食堂餐桌乱七八糟。知青只好去小卖部买饼干、副食来充饥,一个月工资一扫而光,大家怨声载道。
  我多次向连领导汇报,提议整顿食堂,知青食堂应由知青自己管,可以让老职工厨师帮助带一带,但被周连长一口否决,而他自己常带人在伙房白吃白喝。
  一次国庆节我和转业兵郑连副值班,连队大部分人去营部观看篮球比赛,假日两顿饭,下午三点多,留守的都到连部找我,说饿了。
  郑连副不在,留话说是看球去了。我只好一个人去食堂,伙房的万师傅、孟师傅、刘师傅和家属工正围坐在火炕上慢悠悠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食堂几次杀猪,我们都看不见猪头肉、猪肘、猪蹄,还有猪的心肝肺,现在我知道了都被食堂的老师傅吃了。我心想他/她们是拿着工资、在食堂上班的;有什麽资格借职务之便独霸知青都看不到的肉食品吃,我急眼了。大声质责说“ 四点了,咋还不开饭?你妈的,只顾自己吃,不管在家还有二十多人在饿着!”
  从外队刚调来的孟师傅装屄逞强,抓一把菜刀就要杀我,我忙退到连部,在家的知青见此情形都自觉聚集在门外保护我,阻挡孟师傅行凶。然而,食堂的人竟没有一个出来拉老孟回去的,看起来他们早有歹心。只有执勤排长闻讯从家里赶来,带几个战士训斥这个一脸横肉的陌生老孟。
  闹腾到晚上连领导从场部回来,食堂才开饭。
  我在一旁赌气不吃,执勤排长与留守知青都围着周连长、贺指导员,为我说话。 可是周连长各打50大板,说我不该骂人家,…… 。
  食堂问题已经很久了,老师傅往家里偷豆油、偷粮,知青吃不好,意见大,影响生产。连里本应就此整顿食堂,交给知青管理,平息知青的怨气。
  平时,贺指导员常说文书是领导的好参谋。我也努力作到活档案、活地图,在工作上也尽力为领导分忧。
  可是今天,我真没办法扭转事态,连长显然偏袒一方,俗话说的好,“吃人家的嘴短,……”似乎周连长真被食堂老师傅牵住了鼻子。
  晚上我们连务班早早熄灯躺下了,大家都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不理解,这儿贫下中农咋都这个德性?!周连长把知青当成傻瓜耍。
  越想越睡不着,我真的失望了!对接受『再教育』抱有情绪,我们很无奈、无助。
  想到父母在患重病、弟弟瘫痪,心里有无限的痛苦,这里真不是我要呆的地方,我失声哭了。
  这时,窗外手电光一闪一闪,通信员李玉彬捅我起来。旁边郑连副没有睡,今天要是他在家,就不能发生杀人未遂事件。
  我起身到门外一看,在墙头背阴处有几个战友,有的是我一中同学,他(她)们二话没说,就扯我到对面女宿舍,在哪里,真热闹!好多男生也聚集在这儿,女生有的合衣躺着、有的与男生一样依偎在装满东西的旅行袋旁,另两屋女寝室也都在等我表态回家,大家都为白天的事闹心,况且在这里吃的苦、遭的罪,让大家挺不住了。我也委屈想家,坐在床边低头生闷气,……。
  大家说着说着,有几个女生哭了,看到大家这样伤心,我也想撂挑子走!
  我站起身与大家商量逃走路线与沿途安全,为保障成功回家,不再扩大范围,统计人数,班排长管好自己的人。随即跟大伙踏上了茫茫回家之路,可是我啥都没带,口袋里一分钱都没有。
  为了防范饿狼趁黑儿偷袭我们,执勤排几个体力壮的男生手拿镰刀、镐把、扁担,在队伍的两头保护大家安全,女生在中间,三人一组,相互照顾。队伍前面派出三名尖兵,打探路况。绕过场院、避开巡逻哨,沿农渠向营部方向移动,月光下,我们就像模仿电影里的【八路】急行军,我们彼此不说话,牵手前进。
  匍匐绕过营部机关,途径十连、十一连,足足走了五六十里路,终于在清晨到了团部。我们散开分组向地方政府管辖的平阳镇进发、一路上派人找寻去拉哈送粮车,要搭车去兵团物质转运站吃饭,在哪儿再商量是否到车站买火车票。
       在团部附近,贺指导员和周连长坐连队胶轮拖拉机追上来了,还堵住了几个知青。她们说是来团卫生院看病,就蒙混了过去。
  我想:连领导是打算把我们带回去,可是杀人未遂事件就这样简单各打五十大板,以后的日子,哪里会有知青人身安全可言?!
  大家差不多走到平阳镇,从团运输连找来的两辆解放牌卡车赶到了,大家一起上了车,车沿着大马路风尘扑扑向拉哈镇飞驶,还有九十多里路。大家都成了花脸,泪水、汗水夹杂灰尘混合在一起,望着带着笑容的战友们,我忍不住下意识的笑了。
  这么远路程的急行军,没有一个掉队的,比平时军事拉练表现还突出。这时有几个宣传队的帅男美女和同学胡立江一起唱起:“朵朵葵花向太阳,......。”还手舞足蹈,此时逗得车上人哈哈大笑,大家心里似乎是超现实的解脱。
  可是,唯独我在默默地自责,今后这个六五年从山东来的老职工入了党、就被任用的连长,不会给我好果子吃,我心里一阵阵酸楚、觉得不是滋味。
  大家在车上闹着、笑着,忘了我们是在【大逃难】,是触犯了兵团战士的严明纪律。
  车很快到了拉哈江边,我们要和军车一起过河。这时,有人喊连长的车跟上来了,我平静地想:“连长要是赶过江,就跟他们回去,这样我们也有台阶下。”
  轮渡船到了,人与车有秩序排队上了船。轮渡没有再等谁,看我们是赶火车,就直接开走了。
  连长车到了江边,我们船已经开到江心,周连长与指导员似乎是为我们送行、向我们挥着手,我们五六十人围坐在两辆卡车四周,也向与我们朝夕相伴的连领导告别,大家都在笑,我们好像晨放的群鸽,忘记自己还是屯垦戍边的战士。
  此时此刻,只有我和连领导彼此心里,在反省、在难过。
  我们大家过了江,就到兵团物资转运站食堂吃饭,饭后在那里工作的知青把床铺腾出来让大家睡觉,他们还替我们去车站,看看有没有连队寻找我们的人。
  当日傍黑,我们登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我们派出的代表与列车长商量妥,不买票,让我们坐到哈尔滨,列车长把我们集中安置在一节车厢里,转运站的战友帮助我们买了成袋大米与面粉,这样车厢似乎成了知青的包厢。
  来兵团还是第一次回家,大家都特别兴奋,这一路上我们车厢里嘻嘻哈哈、歌声不断。
  这次大逃难,以哈尔滨知青为主,还有鸡西、北京、天津、上海的,随后在连队的知青受我们影响,又陆续走了不少。
  团部和营部首长,对此大发雷霆。
  我们在哈尔滨呆了六七天,连队派人传话让我动员大伙回去,我和几位同学挨家动员,又把哈尔滨知青带回了连队,也打电话通知了外地知青。
  回到连里,听说周连长因我们集体大逃难,被团长一顿臭骂。
  食堂的问题,还是很严重。
  大家吃不好,一到地里就罢工,天天如此。有的到地里就躺下、有的坐着,大家一个劲地喊着【肚子饿】。
  最后营部下来工作组,经民主选举表决,食堂被知青真正接管了。上夜班的战友白天都自觉到伙房帮厨,连里还给食堂分了块菜地,让大家种;我们知青自己养猪、自己养鸡、养鸭、养鹅。
  后来营部派来一位转业干部到食堂担任司务长,我们知青从此在班排里的地位被重视起来,连、排级干部也从知青战友里选拔担任。
   「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学大寨」的生产热情,又重新掀起来。
  我们回家的事,贺指导员和周连长也没有再追究,似乎已经成为了过去。
  我也没再提食堂恶煞老孟杀人未遂事件,此时此刻他已经被调回原连队。原本想与连领导交换意见,但是在哈尔滨知道妈妈患癌症手术了,在化疗,我心里不再要强,做事很低调。或许,集体逃跑也成了兵团不解之谜。
  也可能,连长把事情归罪我一个人身上,知青的日子也没有好多久,有的人不得已向周连长送礼,老周又拿到小卖部让知青售货员再卖给别人,知青买来再送给周振华连长。
  我与天津知青们策划教训老流氓王排长的事,因被人告密,行动没有实施。受害人是营部话务员的妹妹,我在营保卫科做外调工作时答应帮助照顾连队小王,没料到我们回哈尔滨,小王在酒坊上夜班竟让工副业排王排长糟蹋了,这个流氓是有家的当地老职工,刚从别的连队调来不到半年。
  后来,食堂再次被周连长交给了老职工万师傅掌管,食堂又恢复了过去的样子,......。
       思虑太多,我失眠了,昏昏沉沉中听到忧伤的夜半歌声,白天有意识询问同学,才知道大家在手抄歌词,有《病患者之歌》、《南京,我的故乡》、《火车火车你慢些走》、《松花江水》,我也被感染了,心里在共鸣。下班后在宽敞僻静的场院,会看到扎堆在一起的知青在偷偷学唱,有时我会一个人唱到泪水洗面。
  不久,在城市的父母病重,我拿着电报,向连指导员请假,经营部裴副营长批准,我打行李回家了。那时,整日在医院照顾母亲,中午回家给病中的爸爸、弟弟买菜做一顿饭,随后再赶回医院。我在路边等公交车都能站着睡觉,我真的很疲倦很累。三个月后妈妈不幸离世了,她的一生真的很辛苦,我很怀念她。
  迟来的消息,周振华连长被免职了,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安慰,……。
  一九七二年我在哈尔滨市文化局刚组建的市美术工作室暨市美展办干临时工,从事书画装裱与雕塑翻制,并独当一面事业。一九七四年五月初我把户口落回城市,那时全国各地仍有800多万知青奔赴农村。同年我被市文化局按文艺学员编制正式录用, 每月拿20元工资,连续三年逐年提薪,后来兵团期间算工龄,这样又多补点钱。因工作性质与人脉关系,我没有被提干,但是我是文化事业单位的高级美术技工。
  1977年、1978年两年恢复高考,连队同学基本都报了名、要回城里读书。从小酷爱画画的我,当然也想报考美术院校,可是市美术创作室暨市美工室拒绝给我开介绍信。
    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知青工作四十条】引发了云南生建设兵团知青骚乱,大罢工、集体绝食、卧轨与知青北上请愿,口号是“八年老兵要复员”、“我们是知青,不是农场职工”、“我们要回家”等,震惊国内外。
    【我们要回家】这五个字代表了近两千万知青心里话,1979年元月10日国务院调查组赵凡接待了云南请愿代表,探望了罢工知青,他个人表态是,“你们要求回家的愿望是正当的、是合理的,是应当得到满足的。”
       元月23日,国务院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知青问题,同意国务院知青办报告中的处理意见。
  元月25日,在昆明召开了云南省国营农场党委书记会议。赵凡在会上明确表示,知青闹事是人民内部矛盾,只要采取正确的办法,是可以解决的。
       后来在国家农垦总局的会议上,赵凡又表示,知青问题不仅是云南的问题,新疆、黑龙江、上海、北京都存在这个问题。
  这时,四川省委表示,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期分批地回去;上海、北京也同意将知青大部分接收,这些意见均得到了中央同意。
  根据这个精神,全国农垦系统的知青相继返回自己的故乡。这样,从五六十年代兴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从1979年2月起,在云南农垦系统的四川、上海、北京知青陆续返城,由各自父母单位安置,父母没有单位的则由街道办事处安置。
  云南方面同意在自愿原则下,知青愿走的都可以走,愿留下的欢迎,农场拿出资金,先修缮房屋,让留下的知青能够安居乐业。知青中的冤假错案,也得到了平反。但绝大多数的知青都选择了回城。
       在信息化的时代,天下知青是一家。我们连队也沸腾了,北京、上海知青率先办理迁户口返城,随即天津、哈尔滨、鸡西知青跟进。在这难忘的一九七九年知青回家达到空前高潮,只有跟当地老职工女儿结婚的、有不想回城的,仍留在连队,继续过着迎朝阳起、披月亮归的生活,……。
  随后不久,兵团建制取消,农场转给地方,原先老查哈阳农垦局又恢复了,包产到户小农经济也抬头了。一度连队大型农机被拆开、当废铁卖了。
  我听到这些不可思议的消息很心痛,我想忘记这一切,不想再提起那段青春燃烧的岁月。因为我们知青都已回家,赋予使命的沈阳军区所属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也没了。  


                                                        老三届知青 石忠华 执笔写作


                                                                                    2016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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